农村贫困的根源与新农村建设的主体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农村人组织起来，找到非农业的生存方式，促进“城市中国”尽快诞生。这个大方向是农村发展规律决定的。国家不是散财童子式的慈善家，而是“新农村”的推动者，农民才是主体，是主力军。

　　一、建设新农村要首先理解农村贫困的根源

　　有了对农村贫困根源的知识，我们才能发现和尊重农村事务的规律。了解了这种规律，才可能恰当地处理国家的援助与村民“自助”的关系，村民物质需要与文化需要之间的关系，以及农村眼下的迫切需求与历史发展方向之间的关系。

　　我国农民贫穷，从根本上讲，不是因为国家政权的“下沉”，不是因为基层政权的腐败，不是因为“权利”被剥夺，不是因为农民税费负担过重，不是因为城市的剥削，更不是因为农村缺少“基础设施”。

　　我国农民贫穷有五大根本原因。

　　第一，制造的产品已取代养殖和种植的产品，成为人类财富的主要来源。农业已成为“产业”。占人口10％以下的农户，用机器耕作辽阔的耕地，方能获得城市普通人家的收入。我国迄今最高的粮食年产量是五千亿公斤。按每公斤一元算，总价才五千亿元（而国家对农村一年的投入要三千多亿元）。我国GDP近19万亿元，粮食只占我国财富总量的5％。大陆与台湾的年贸易额是7300亿元。2006年4月，吴仪副总理率团赴美，一次“团购”即达1300亿元。

　　第二，我国农村人口过多。农村人均耕地少，构成“自种自食”的自然经济。一半农产品不进入市场，而是供农民自己消费。我国农民人均耕作一两亩地，而在农业发达国家，人均耕作上千亩地。自种自食的自然经济是我们时代最落后的一种生产方式。在工业时代，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拒绝自种自食，养牛的也得买牛奶喝，对鲜奶进行卫生消毒和包装的是专业工厂。因为引进了土豆、玉米、白薯，清朝的农村人从一亿上升到四亿，自由小农经济的成功达到了顶峰。在1840年，这种生活方式进入了不可逆的衰亡期。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我国在册的农村人口高达九亿，其中包括将近五亿农业劳动力。尽管农业技术在飞速进步，耕地总量却是固定的，因此，农业领域的劳动积极性空前下降。

　　第三，组织社区合作非常艰难。人们独立自由，不肯合作，习惯以出工不出力、“搭便车”来抵制合作组织。我国农民家庭的经济独立和人身自由有两千多年历史，自足、独立、自私、散漫、无组织无纪律的生活方式构成了“乡村中国”的“基因”，与工业时代严密的组织化生产格格不入。无拘无束、潇洒闲逸、独立自由的耕织生活只用了一代人时间就征服了满族，使这个习惯合作的游牧民族忘掉了关于战争的艺术。但在工业时代，所有产品都是合作劳动的结果，包括教育领域淘汰了只有一个老师的私塾。

　　第四，市场机制摧毁不肯合作的小农。小规模家庭农业无力应付市场上变动不居的成本和销售价格，无力适应市场机制对规模效益的要求，更无力联合起来建立非农的产业。所以，农村整体沦落到破产的边缘。一部分农民陷入绝对贫困，大多数农民陷入相对贫困，即农村与城市急剧扩大的鸿沟。市场经济是事实，是农村衰落的原因，而不是挽救农村的手段。不组织起来合作，农民就无力适应市场的残酷竞争，就只能沦落为二十一世纪里自种自食的“自耕农”。

　　第五，衰落的农村导致农民萎靡的精神。在市场条件下农村经济的衰败，以及我国一些农村政治政策方向上的失误，导致了农村基层原有社区组织的溃败。农村基层社区组织的溃败，导致了农村文化的衰败甚至倒退。在繁荣的城市面前，农村人的精神和自尊遭到了严重的打击，在精神和文化上更加衰落，甚至堕落到求助传统迷信。文化垮了，就更加一无所有，就使农村人更难组织起来，更难应付时代的挑战。中国农民处于无组织状态，中国工人也处于事实上的无组织状态。其他普通中国人正在走向无组织状态。因为组织上的瓦解，中国人在精神上的凝聚力也瓦解了。然而，在迄今仍存活的少数集体经济社区里，我们能看到强大的非农经济，蓬勃向上的精神，以及比较丰富的文化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