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3-04-25 | 来源：时代周报 | 责编：
严友良
第一次来到小岗的人，或多或少会有些失望。几十年过去了，这个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大包干”发源地，同周围的村庄并没有太大区别—不像同样久负盛名的江苏华西村那般高楼耸立，也没有河南南街村一样密布的厂房。
但由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题名的“凤阳县小岗村”牌楼以及友谊大道两旁的“大包干超市”、“大包干农家菜馆”仍在提醒人们，1978年这里曾轰动全中国。
“眼瞅着华西村、南街村都富起来了，小岗却变化不大。饿是饿不着，但也富不了，农民生活一直没太大改善。”4月15日，曾经的“大包干”带头人之一、现任小岗村村委会主任关友江向时代周报叹息道。
或许正是因此，从2001年起，特别是2008年之后，小岗村开始了另一项改革—土地流转。据小岗村党委副书记吴夕明对时代周报介绍，目前“小岗村将分散的土地重新集中后对外发包，流转总面积达8400多亩，占可耕地面积的44.2%。”
“尽管这与‘包产到户’形式上相悖，但并未触动当初那场改革的一个基本成果—土地的家庭承包权。‘先分再合’的内在追求也一脉相承，前者是为了温饱，后者是为了进一步致富。”吴夕明说。
三十多年后，小岗村俨然是土地集中发包流转的典型。
然而，本报调查发现，土地重新集中然后对外发包，仅是小岗村新近才开始探索的一种形式。在这之前，小岗村的土地流转多以永久征用的方式，将农户手中的土地变成企业或者私人的财产，总数有3000多亩，且价格普遍较低。
改革第一村的追富梦
4月13日，一个晴朗的周末，一支来自合肥工业大学的自行车队慕名来到小岗村。“小岗村和我们那里的农村差不多嘛，真没想到！”一位队员脱口而出。
同一时间，几部来自上海、南京的旅游大巴停在小岗村村委会大楼前，一些游客还没下车就难掩失望：“怎么还是这个样子？”
35年前，在严俊昌、严宏昌、关友江的带领下，小岗村18名农民冒着风险按下红手印，将村集体土地“分田到户”，拉开了中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序幕。
然而，30多年过去了，游客期待中的小岗村并未发展得更快一些，也没有真正富起来。
小岗村党委副书记吴夕明承认，2012年小岗村的集体资产仅有410万元。这一年，华西村全年产出超过549亿元，南街村是18.5亿元。
“到2003年，竟然很穷、很乱，全村人均收入只有2000元，低于全县平均水平，村集体欠债3万元，人心涣散，村里连续多年没有选出‘两委’班子，村里乱建房、乱倒垃圾普遍，环境很差。”这是小岗村党委原第一书记沈浩在一次报告中的话。
作为小岗村第一位由安徽省财政厅下派的驻村“一把手”，2004年沈浩这位处级干部来小岗村肩负的使命，就是改变村里的面貌。
对于小岗村的现状，当年的很多“大包干”带头人同样痛心。1996年，张家港长江村和小岗村结为友谊村，援建了村委会前面的水泥路—友谊大道。当年按下红手印的村民严美昌告诉时代周报，长江村村长第一次来小岗时说“富裕起来的地方不能忘记了小岗”，令他羞愧了很久，“感触很深”。
“向土地求收益只能解决温饱，并不能解决农民的口袋鼓起来的问题。”当年冒着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危险的“大包干”发起者、领头人，原小岗村村委会主任严宏昌对时代周报说。
严宏昌指出，小岗村地势较高，存不住水，农业灌溉用水还得靠上游十多公里外的水库。且地理位置太偏僻，“以前小岗村村民要绕远20多公里，才能达到307省道。”加上底子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小岗的工业基本没什么起色，仅有的三家村办企业也先后被上级政府小溪河镇转移到镇上去了。
1983年，严宏昌曾经到浙江省考察，“那里家家办企业，老百姓富得流油”。第二年，严宏昌筹资5万元办起了小岗村第一个企业—塑料加工厂，“6个月时间，我就赚了好几万，成了名副其实的‘万元户’。”可时隔不久，有人找他谈话，批评他“走资本主义道路”，塑料厂被迫关闭。
认为无工不富的严宏昌，又在1993年成立了小岗村农业实业总公司，但企业刚走上正轨，又有人找他谈话说“上面都没有企业，村里办什么企业。”压力之下，严宏昌第二年把企业上交了。2001年，严宏昌劝回在南方打工的大儿子严余山，在村里办起了防伪瓶盖厂。企业红火了不到半年，又因种种原因被迫关闭。
这一切，在沈浩成为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之后有所改变。
2005年，在凤阳县旅游局的帮助下，小岗村建起了“大包干”纪念馆，重现当年农家原貌。县里的旅行社也把小岗纳入凤阳旅游菜单中，一车车拉来客人。2010年，有近80万游客来小岗村观光。
还是在沈浩的劝说下，村里一度开起了10家农家乐餐馆。这也是小岗村半个世纪来的首批饭馆。
2009年沈浩去世之后，安徽财政厅下派的干部是丁俊。“这几年，小岗村通过发展现代农业、旅游业以及兴办工业，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村民收入结构从过去单纯的农业收入转为农业、租金、经营和劳务等多元收入。”吴夕明介绍。
与之相应的是，从2005年起，小岗村村民的收入进入上升通道：2005年人均收入4000元，2008年人均收入6600元，2012年突破“万元关”，达到10200元。
“别人都过上了小康生活，我们不能还停留在‘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低标准上。”4月14日，“大包干”另一位领头人严俊昌对时代周报说。
值得一提的是，“大包干”前小岗村隶属梨园公社，当时只是一个有20户、115人的生产队。1993年，小岗生产队与相邻的大严生产队合并成小岗行政村，共112户、486人，承包耕地1800亩。2008年3月，在凤阳县乡镇行政区划调整中，小岗与石马、严岗合并，现有900多户、4000多人，占地面积15平方公里，可耕土地1.95万亩。
土地集中流转
2012年底，安徽省和凤阳县帮助小岗村制订了《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村庄规划（2012-2030）》，确定小岗村的发展定位是以现代农业和旅游服务业为主导，创建国家级农业示范区、国家特色景观旅游名村。
但毫无疑问，这份规划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小岗村前所未有的土地流转力度。
“土地流转是为了响应中央领导的号召，更是因为土地集约化、规模化才能实现农民致富梦，才能摆脱小岗三十年为跨过小康门槛的现状。实际上，小岗村谋求发展可以撬动的最大资源，除了小岗的招牌，就是土地。”吴夕明说。
据吴介绍，小岗村已流转土地8400亩，占可耕土地的44.2%，远高于全国土地流转的平均水平。
在不少小岗村村民看来，从沈浩到丁俊，小岗村两任第一书记所推动的一系列措施，实则为经营土地做准备。
原严岗村支部书记崔志林就告诉时代周报，沈浩一开始想到的是扩大现有土地规模，于是有了2008年的并村。正是这次并村，为小岗大规模土地流转提供了土地保障。
而继任者丁俊，则完成了另外一个大工程—土地确权。“如果不进行这一步，大规模的流转就没有保障，后来的招商引资也将面临土地紧张的困境。”小岗村村委会主任关友江说。
土地流转后需要统一平整，原有的位置和形状将发生变化，合同期满后是否会发生纠纷？村民因此对土地流转一直有顾虑。
2012年8月，小岗村作为安徽省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试点，率先开始了确权。“我们聘请专业技术人员，采用遥感航拍技术，对地块进行定位、测绘，然后公示，请农户确认。有意见的再重新实地测量。”凤阳县农经站负责人介绍。
在土地确权的过程中，小岗村完成了建村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土地流转，总面积达4300亩，占全村总耕地面积的1/5以上，涉及13个村民小组、329个农户，租期到2027年。
为了减少土地集中起来的工作阻力，小岗村采用了较高的补偿，补偿费用直接与中籼稻的国家收购价挂钩：以每亩每年700斤为标准，依据当年国家中籼稻的收购价格，折算成钱数补给村民。而在国内其他地区，类似的补偿标准是400—500斤/亩。
“加上农业补贴，农民每亩土地的收益超过1000元。”吴夕明表示，土地流转过程中，小岗村还坚持国家各种农业补贴仍然归农户所有的原则。
关于小岗村的土地流转，吴夕明介绍：“如果采取农户与企业直接签订流转协议的方式，企业发展不好或倒闭，农民拿到的土地流转费用就会受影响。而新的土地流转方式，将农户风险降至最低，不论企业经营状况如何，村委会每年都会照单支付农民的流转费用。”
“具体做法是，将这4300多亩土地通过小岗村创新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小岗创发公司”）集中起来，由公司同村民签订二次承包合同，然后按照农地农用和现代农业的思路，寻找农垦企业。”他补充说。
小岗创发公司成立于2012年6月15日，是小岗村村企合一的企业。在其运作下，原本包产到户的农田被重新集中起来。
关友江给本报算了一笔账：现有土地，如果种小麦、水稻或黑豆，每亩收成在700—800元。遇到天灾、虫灾则更低。而把土地转出去，按前述“每亩每年700斤”的补偿标准，以2012年中籼稻1.25元/斤的价格计算，一亩地一年的收入是875元。这样看来，种粮并不划算。因而很多农户留足口粮地，家里其余的土地都转了出去。
“不是不想种，实在是种地不赚钱。土地转了，家里的劳动力都解放了，还能干点别的，搁谁都愿意呢！现在的年轻人不是在外读书就是去打工了，基本不在村里，光靠老人种地可不行。”关友江说。
事实上，小岗村的土地流转并非近些年才兴起。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一些农民通过协议或口头约定把地转了出去。
“2008年之前，小岗就一直存在土地流转的现象，呈现无序和散发的状态。唯一的不同是，从形式上来说，小岗村如今的土地流转，已走向规范化。”吴夕明指出。
这其中，较之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涉农企业流转的土地面积要大得多。2012年5月28日在小岗村开工奠基的凤阳金小岗农林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即是如此。
该项目负责人姜汉昌告诉时代周报，公司从小岗村流转了700亩土地，加上邻近的梨园村，一共流转了1300亩土地。
“小岗村昔日冒着坐牢风险偷偷摸摸率先搞‘分田到户’，现在又费老大劲把土地归拢起来‘集中流转’。有一些人说这似乎又回到了原点。其实，这不是‘穷折腾’，而是顺应时代发展的螺旋式上升。都是为了释放生产力、为了谋发展、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关友江说。
谁是征地受益者？
看起来，小岗村的土地流转前景似乎是一片光明，村民理应支持。然而现实中并非如此。
包括当年“大包干”两位主要领头人严宏昌和严俊昌在内，不少小岗村村民告诉时代周报，2008年之后，小岗村打着“土地流转”的旗号进行土地征用，农民的利益因此遭受很大损失。
严宏昌坦言，他清楚土地规模化经营才是小岗村致富梦可能实现的途径，也知道对于农村来说“无工不富”。但这位“改革开放三十年风云人物”亦认为，小岗村之前的土地流转过程中问题不少。
“首先，小岗村并非从一开始就采取土地集中发包的模式只租不卖，相反，很多时候企业是采取征地的模式进入小岗村的。有相当一部分采取土地征用方式，一次性买断永久性转移了土地的经营使用权。”严宏昌说，“据我所知仅仅GLG公司就是1000亩。”
严所提到的GLG公司，是坐落于小岗村GLG农产品深加工高科产业园的小岗村天然零卡有限公司，一家由美国GLG集团与小岗村于2009年联合成立的新农业发展公司。
“该园区建设用地2000亩，我们最终给了1000亩。”4月15日，关友江向本报承认。
根据中美双方当时的协议，GLG集团计划在3-5年内投资15亿元人民币，在小岗村建设农产品深加工高科技产业园区，投资建设项目包括民用甜菊糖生产加工（国内唯一）、橄榄油生产加工等。
按照规划，GLG项目全部建成后，将形成60亿元人民币以上的年产值。还将同时启动资本市场营运方案，计划三年内在美国NASDAQ或加拿大TSX或国内A板上市。GLG还承诺，公司计划与美国和中国多所大学合作，在小岗村建设产、学、研基地和博士后流动工作站。
然而，上述规划并没有成为现实。“公司原来还能雇佣200多人，现在仅仅有一条生产线在运作，基本处于破产状态，怎能指望GLG这样的企业反哺农民？”严宏昌质疑。
本报近距离观察证实了严宏昌的说法。
另一位“大包干”带头人、曾长期担任小岗村主要领导的严俊昌则表示，小岗村引进的很多企业最后都变成了“半拉子”工程。他特别提到上海大龙畜禽养殖有限公司（下称“大龙畜禽”）、丛玉蔬菜种植有限公司（下称“丛玉蔬菜”）等企业，称有的往往是在村里“圈走了一块地”就没了下文。
据介绍，当时大龙畜禽准备在小岗村征地150亩，丛玉蔬菜则是200亩。后来，前者遭到村民抵制没有进入，后者征来的土地则一直处于荒废状态。
“引进工业的目的是为了看着工业的产出远远高于农业，如果这些企业最终并不能有所产出，怎么指望他们提供收益？就更别提解决农民的工作了。”严俊昌说。
土地流转知情人崔志林向本报透露，在小岗村流转的8400亩土地中，有近3000亩采取土地征用方式一次性买断—除GLG公司的1000亩，还包括小岗宝迪种猪科技有限公司的300亩，丛玉蔬菜的200亩，金鹏矿业200多亩……
“这些被征用的土地价格普遍低廉，有相当一部分是以1.5万元/亩的价格转让的。直到很多农民反对之后，2012年才上涨到26300元/亩。”崔志林说。
“这不是打着土地流转的旗号，行土地征用之实吗？且征地之后企业还是接近于破产状态，农民能得到什么收益？一个家庭今后的几十年能靠这2万多元解决？他们不都变成了失地农民？”严俊昌一连串地对本报发问。
现实中，大量土地被征用四五年后便一直处于荒废状态。“农民是见不得土地这样被糟蹋的。”严俊昌说，2012年冬天，一些小岗村村民在被征用的土地上种上了小麦。
今年4月8日，小岗村召开“两委”扩大会议，安徽省委组织部有关人士在会上宣布，省财政厅注册会计师管理处副处长张行宇接替丁俊担任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这是安徽省财政厅派出的第三任小岗村第一书记。
严俊昌告诉本报，他见到新书记之后提了三个要求：一是小岗村这些年到底征用了多少土地；二是农户手上还有多少地；三是每个工程中，国家的拨款是多少、怎么用的。
不为人知的是，2008年小岗村开始实行土地流转时，严俊昌是“支持派”，甚至因此和严宏昌有过争论。现在，他却倍感失望。
“其实，我们都支持土地集中发包式流转，只租不卖。土地的经营权最终还得属于农民，这次4300亩的形式我们就很支持。”严宏昌说。
(时代周报)
